從主線的故事來看，本片可以拍成一部劇情充滿轉折和戲劇性的法庭電影，像控方證人那樣。但導演最終選擇講述的是一個寓言故事。一個黑白分明講求效率和真相的現代人，后母和子在玉米地之间的寓意進入了一個帶有南方本土薩滿文化的遺存，講究人情自成小集體，保守排外甚至帶有一絲東方味道的集體社會。其中流言可畏，貴族風度和社會道德評價大過天。但另一方面，后母和子在玉米地之间的寓意在這種高壓的社會輿論壓力下并不顯得單調死板，而是仍然具有非常高的豐富性，一些看起來非常之奇怪的人活得神采飛揚（其中變性人的角色真是令人著迷）。而這一本質的矛盾又通過主線劇情得到了集中的展現，對主角的價值觀念造成了極大的沖擊。難能可貴的是，本片并沒有呈現出現代文明對這種傳統社會環境的征服與改造，也沒有濫情地高唱懷舊的調子，后母和子在玉米地之间的寓意整體克制的風格使得全片不偏不倚，恰如其分的體現出了南方的獨特魅力。